歌德今年已250岁，但他来到中国却是本世纪的事。18世纪70年代，歌德在德国“狂飚突进”运动中已经名噪欧洲的时候，中国人还一无所知。整整过了一个世纪，随着《浮士德》第二部的发表，歌德的“诗圣”地位得以确立，这时1878年，他的名字才被一位中国人，一位叫李凤苞的驻德公使所知晓。那是他参加一位美国的驻德公使和歌德译者的葬礼才获悉的。李君把歌德的名字记在日记里，还指出他是“伟大的德国文学泰斗”和“以首相身份辅佐魏玛大公施政的的高官”，并被俄国沙皇和法国皇帝授予勋章云云。但此事直到本世纪后半钱钟书手上才发现，故当时未得到传播。真正对歌德有所了解并倍加赞赏的是清末民初学者辜鸿铭（1856－1928），他先后摘录了许多歌德的言论。但由于他政治上的保守立场，这些言论，不是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进程，而是用来为儒家礼教辩护的。第一位真正想向中国读者介绍歌德的是翻译家马君武（1881－1940）。这位“南社”成员1903年在日本开始了对歌德作品的翻译。他以优美的韵文体翻译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中的某些诗歌，全译了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中的《迷娘》片断，博得读者的好评。
本世纪初，歌德曾引起我国两位大家的注意：王国维和鲁迅。前者政治上是保皇党，但学术上却是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思潮特别是叔本华的悲剧美学的。他在《红楼梦评论》的著名论著中，将《浮士德》与《红楼梦》作了比较，认为二者都是生命痛苦的解脱之途径，不过后者是芸芸众生的痛苦，而前者则是一个天才的痛苦。歌德在鲁迅那里主要见之于早期的几篇著作：《人之历史》（1907）、《摩罗诗力说》（1907）、《〈思想、山水、人物〉题记》（1928）和《反对“含泪”的批评家》（1922）。在《人之历史》这部著作中，他称歌德为“德国大诗人”，“又邃于哲理”，说他“识见既博，思力复丰”。他尤重视歌德在自然科学上之成就，称他为“达尔文之先驱”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位才华横溢、但英年早逝的全才苏曼殊（1884－1918），他以过硬的韵文功力在翻译歌德作品中以“少而精”取胜，尤以所译歌德《沙恭达罗》一诗，甚获好评。至此，歌德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算作第一阶段即“入境”阶段。这一阶段的特点，是仅限于零星的、片断性的介绍和翻译，还没有出现大作品的全译，也没有产生思潮上的共鸣。
从“五四”起，局面迅速改观，歌德作品以书信体长篇名作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打头，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巨浪，出现所谓“维特热”现象，与18世纪70年代《维特》在德国刚出版的情形颇为相像。这不难理解，从文化层面上讲，“五四”运动不啻是中国的启蒙运动，其反封建思潮的猛烈性不亚于当年德国的“狂飚突进”运动。这使歌德作品在中国找到契机。首先把握这一契机的是中国文坛三员骁将：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和田汉以及当时主持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“学灯”栏的宗白华，他们互相频繁通讯，共同讨论翻译介绍歌德的事情，为此出版了《三叶集》。郭氏和田汉还曾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双塑像合影，自比中国的歌德和席勒。
郭氏对歌德的翻译始于1919年，从《浮士德》第一部开始，但首先问世的却是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（1922）。这一炮打响以后，他于1928年出版了《浮士德》第一部。第二部直到1947年才出版，搁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：流亡、考古、抗日，慑于原作难度。从第一部始译至第二部出版，前后花了30年，几近歌德写原作60年的一半。两位不同国度的同类天才都为这部“写灵魂”的旷世杰作融入毕生或大半生的生命体验，耐人寻味。此外，郭氏还译了歌德的叙事长诗《赫尔曼与窦绿苔》和一些其他短诗。
自“五四”至1949年这时期，除郭氏外还有不少人译过歌德著作。其中成绩较显者当推职业德语文学翻译家周学普。他在30年代除了全译《浮士德》一、二部外，还译有好几部歌德名剧，如《葛兹》、《克拉维果》、《埃格蒙特》、《塔索》以及《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》等。此外，诗人兼学者冯至在40年代译了歌德另一部生命力作、长篇小说《威廉·迈斯特的学习时代》（直到80年代才出版）。
歌德作品传入中国后，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，这在几位大家如郭沫若、田汉、茅盾等人的创作中明显看得出来。茅盾30年代初出版的那部代表作《子夜》中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和其中夹着的那朵“枯萎的白玫瑰”随着情场失意的女主人公先后在书中出现三次。田汉则干脆把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中《迷娘》歌片断改编成中国风味的独幕剧，抗战初期又将它改写成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直接服务于抗日宣传，当时影响不小。
解放后至70年代末，出版界除了再版郭译《浮士德》外，几乎没有出过其他成本的新的歌德译作。改革开放20年来，出现了崭新局面：几乎所有歌德重要的文学作品都已有了译本，有的还复译了几次，如《浮士德》至少有5个译本；《少年维特》则有7个，他的抒情诗和叙事诗也分别有了单行本。如今一套10卷、一套14卷的《歌德文集》正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。此外，1994年著名导演林兆华还将《浮士德》搬上首都舞台，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，由于他是按先锋理念编导的，社会褒贬不一，这本身就成为一道文化风景线。
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突破，主要标志是：两次学术研讨会的举行（1983－1999）和两本学术专著的出版，其中《论歌德》（1986）一书是冯至40年研究的得获。早在40年代他就开始研究歌德，写了部分与此有关的章节。到了80年代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增多，他以新的观点续完了其余部分。冯至首先是诗人，他的论文也是从生命体验出发的，故有其独到之处。另一部是高中甫的《歌德接受史》，这是作者亲自去德国收集资料，花了两年功夫写出来的，颇有学术价值。目前我国歌德的翻译与研究队伍正日益扩大。不过，要我国的广大读者也承认他是欧洲文学的三巨擘之一，恐怕要等下个世纪了。
